50 年前，瑞典引入了由国家资助的育儿假制度，其目标是让夫妻共同享受产假。这项开创性的政策，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经验。
在回忆上世纪 70 年代休产假的美好时光时，谢尔·萨诺德（Kjell Sarnold）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他的儿子当时 8 个月大，在温暖的 9 月，雇主给了他 4 周的假期，工资的 90% 由国家支付，而他的妻子则可以回去全职工作。
“ 我们经常出去散步。我身上背着一个婴儿背带。我们一直在外面，” 当时住在斯德哥尔摩群岛的萨诺德说。这期间，他还经常换尿布，做饭，并学会了在儿子不高兴时如何安慰他。总的来说，萨诺德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他并不是在一家进步型的初创企业工作，也不是在一家不断提高员工体验政策的跨国公司工作。作为一名 74 岁的退休汽车修理工，他的记忆来自 50 年前，当时瑞典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 180 天夫妻二人共享产假的国家。这项政策的初衷是，二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共享假期，父亲和母亲享有相同的权利。
自 1974 年该政策成为法律以来，当局又进一步地增加了带薪育儿假的天数。如今，瑞典的父母（包括属于性少数群体的父母、养父母和单亲父母）可依法享受总共 480 天的育儿假，这是世界上由国家资助的最慷慨的福利之一。在最初的 390 天里，大多数父母可以申请相当于工资（月工资的上限为 47750 瑞典克朗） 80% 的补贴。之后，每天的法定补偿为 180 瑞典克朗。
瑞典的做法，为那些希望提供更加性别中立的儿童保育政策的国家或工作场所，提供了很多启示。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都强调了休假对父母福祉的积极影响。不过，一些平等运动人士认为，虽然瑞典的政策在女权主义观察家看来似乎是乌托邦式的，但近年来，该国在鼓励父母分享假期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已经停滞不前，并且大多数异性恋夫妇仍然没有一半一半地共享由国家补贴的假期。
让育儿假正常化的斗争
瑞典在鼓励新生儿的父亲休假方面取得的进步，必须结合其政治背景来看待。随着女权运动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这种意识形态迅速地进入了瑞典的主流政治。历任社会民主党首相，特别是 Olof Palme，都承诺促进性别平等，加强福利国家，并利用税收为这一转变提供资金。
斯德哥尔摩大学瑞典社会研究所的研究员 Ylva Moberg 解释说：“ 其中的一个既定目标是，要让父亲更多地参与到家庭育儿工作中来……同时，让母亲能够更多地工作或早日重返职场。”
尽管得到了选民强有力的支持，但社会规范的层面，并没有立即发生改变。1974 年，在共同育儿假政策首次推出时，只有 0.5% 的假期是由父亲休的；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比例仍为个位数。1995 年，首次专门为每位父母保留了 30 天的产假，目的是设立一个专门的 “ 爸爸月 ”，以激励夫妻更平等地分享这一福利。2002 年，这种 “ 要么使用，要么作废 ” 的假期增加到了 60 天，2016 年增加到了 90 天。每次改革都让男性在育儿假中占据了更大的份额，如今达到了 30% 左右。
鼓励瑞典父母分享假期的另一个激励措施是，他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国家补贴的假期。虽然许多夫妇在孩子开始上学前班之前会轮流在家做家务，但夫妻也可以同时休多达 30 天的育儿假，还可将 96 天的假期留到孩子长大后（4 岁至 12 岁）使用。父母也有权从事非全时工作，并在工作周的剩余时间里休带薪产假。
经合组织（OECD）最近的数据显示，瑞典的父亲是享受国家补贴假期比例最高的欧盟国家。瑞典社会保险监察 2023 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在 2017 年出生的孩子中，只有 18% 的父亲没有使用任何育儿假津贴。
Ylva Moberg 认为，至少在专业环境中，职场的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她说：“ 现在，不休假的男性会受到一些鄙视。”“ 作为一个好父亲，一个现代父亲，至少要休一些假，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
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 Froda 的副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马丁·罗克兰（Martin Roxland）也持同样观点。罗克兰为他的前两个孩子各休了 9 个月的产假，而他的妻子在重返工作岗位之前，也休了 9 个月的产假。现年 39 岁的罗克兰目前在家照顾他最小的孩子，10 个月大的 Siri。他说：“ 在她上幼儿园之前，能有这么多时间与她在一起，真正了解她，真是太好了。”“ 我真的找不到不对半分假期的理由。”
作为一名管理者，他承认瑞典的育儿假政策并非没有挑战，因为同事们经常会在有孩子的时候要求休假，而他们的工作就需要找人来做。不过，由于这项政策成为瑞典人生活的一部分已经几十年了，成熟的企业早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惯例，而像 Froda 这样的初创企业也必须足够灵活，制定自己的计划，否则就有可能失去人才。
更快乐、更健康的员工
共享育儿假已经改变了家庭的动态，并对瑞典的职场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休完假的父母会继续分担其他照顾孩子的责任，比如接送孩子上下学，或者在家照顾生病的孩子。这意味着，在许多公司，没有加班的文化，也没有家长花钱请私人看护孩子的社会文化。致力于改善企业多样性的非营利组织 Allbright 的负责人 Amanda Lundetag 解释说：“ 现代公司总是会尽量试图避免早开会或晚开会，以便让家长更方便接送幼儿园的孩子。”
曾在英国、荷兰、丹麦和南非工作过的罗克兰说：“ 在瑞典，你需要有合适的解决方案，让男性和女性都能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他认为，瑞典对父母友好的办公室文化，可能也受到了该国其他规范的影响，如等级较少的管理结构和较高的社会信任度。此外，瑞典人精通技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接受数字化，从而使得他们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就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居家灵活工作。
瑞典的产假政策甚至已经成为吸引全球人才的一个越来越受欢迎的工具，包括 Spotify 和沃尔沃在内的瑞典公司，最近也为其全球员工引入了类似的育儿假制度。
2023 年，斯德哥尔摩大学公共卫生科学系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项关于延长育儿假对心理健康之益处的研究。在对全球科学文献进行回顾后，他们得出结论：在瑞典等拥有慷慨休假制度的国家，父母患抑郁症和职业倦怠的风险较低了。另一项研究还表明，休产假的瑞典父亲中，酗酒等危险行为有所减少，而休产假时间长的移民父亲中，精神病的住院率也有所下降。
理想与现实
不过，瑞典的学者和性别平等运动人士却热衷于强调，瑞典的做法有其局限性，而国际观察家在赞叹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进步时，往往会忽视这一点。
Ylva Moberg 指出，虽然 30% 的假期是由父亲休的，但这意味着大部分假期仍由母亲休；虽然瑞典比许多其他地方更 “ 性别平等 ”，但它并不是一个男女平等分担育儿责任的地方，尽管它在全球享有平等的声誉。
还有一项研究表明，瑞典社会中的某些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更不太可能使用分配给他们的假期，包括收入较低的父亲、失业、自雇或出生在国外的人。Ylva Moberg 说：“ 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阶层的问题，”“ 即使你拿到了收入的 80%，你的收入还是有损失的，对吧？因此，一些收入较低的家庭，可能会觉得他们无法承受收入的减少。”
在瑞典，是否有资格享受与收入相关的假期，还取决于他们在为人父母之前是否有稳定的收入（尽管所有的父母都能从国家获得基本的法定福利），这可能会让学生、零工从业者或慢性病患者等群体更难休产假。
此外，尽管多年来一直在推行旨在促进育儿和工作场所机会平等的政策，但传统的 “ 关于谁应该是主要看护人的文化和规范 ”，在瑞典社会的许多地方仍然普遍存在。研究表明，与那些在女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工作的男性相比，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工作的男性，休育儿假的可能性较低。
研究人员还发现，瑞典母亲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兼职工作，这可能会有助于延续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家庭中的不平等。瑞典的母亲还会花更多的时间做家务，花更多的时间照顾生病的孩子，所有的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她们的工资增长缓慢。
在瑞典，男女雇员的平均小时毛收入差距为 11.2%，尽管低于欧盟 12.7% 的平均水平，但远高于比利时、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等一些欧洲国家目前 5% 的差距。Allbright 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高管职位中女性的数量自 2010 年以来一直在以每年 1% 的速度增长，但到 2022 年，女性高管的比例达到了 27%，已经稳定不前。
但是，尽管 Allbright 等机构认为，解决方案是为每位父母专门分配更大比例的育儿假，但瑞典目前的右翼政府却提倡在使用育儿假方面增加选择的自由。
从 2024 年 7 月起，父母将可以同时休 60 天的产假，直到孩子满 15 个月，家庭甚至还可以选择将最多 90 天的育儿津贴让渡给另一个成年人。瑞典政府认为，这项政策将使亲戚或亲密的朋友帮助照顾孩子成为可能。这反映了瑞典人所谓的 “ 生活之谜 ” 的复杂性。
不过，也有人担心，这会鼓励家庭将儿童保育 “ 外包 ” 出去，并且该项政策也受到了瑞典首倡性别中立休假制度的最大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强烈批评。
全球性的经验
Ylva Moberg 说，对于其他想要鼓励所有性别的父母休更多产假的国家或公司来说，瑞典的经历的确可以提供一些宝贵的经验。
首先，她指出，在瑞典引入 “ 要么使用，要么作废 ” 的配额制度之前，父亲对产假的利用率十分有限。Moberg 认为，要想在其他地方推动彻底的变革，很可能需要类似的激励性改革。“ 没有什么事情会自行发生。性别平等也不会自动实现。”“ 你需要创造某种强有力的激励机制，来实现这一目标。”
此外，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父亲开始休育儿假，但女性仍然倾向于休大部分的假期，这一事实表明，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性别规范面前，立法的影响仍然是有其局限性的。
Ylva Moberg 说：“ 即使你出台政策，强烈鼓励人们（做出改变），但要对规范和文化予以改变，是相当困难的，而且需要时间。”“ 在瑞典，像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母亲被视为天生的主要照顾者，虽然社会的心态正在转变，认为父母双方都有同样的责任，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转变过程，而且还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一点。”
来源：BBC.COM；作者：Maddy Savage；编译：POLARZ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