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致命的病毒正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对于那些真正生病的被感染者，目前还没有已知有效的治疗方法。科学家们仍然被困在关于这种新冠状病毒陡峭的认知曲线的底部，而世界各国早已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陷入自我封禁。你能帮什么忙?

你可以主动提出被感染。

这就是所谓的“挑战试验”背后的想法——这是一种虽有争议但一直在使用的医学研究技术，并且在新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

当然，这些“挑战试验”在伦理上是有疑问的，因为它们涉及故意让人感染病原体，以加快研究进程。但是，因为它们是在严格控制的环境中运行的，每个参与者都被给予相同的剂量，并受到严密的监控。所以，这种研究方式又可使研究人员从少数参与者中迅速收集到有价值的数据。

尽管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危险，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通过一个全球网站注册成为志愿者，来参与所谓的新冠状病毒人类挑战研究。在英国，作为唯一一个为目前的大流行病授权使用这种方式的国家，大约有50名志愿者已经开始参与试验。在实验中，研究人员会将小剂量的人工医用级新冠状病毒喷进志愿者的鼻子，然后监测他们的身体反应。

这些试验的目的之一是了解可以感染大多数人的病毒数量究竟是多少。试验的第一个发现是：数量很小即可。

英国hVIVO公司的首席科学官Andrew Catchpole 表示，与流感相比，COVID-19的传染性剂量可能要小100万倍。他说，对于前10名志愿者来说，极少的病毒量就足以让大多数人感染，这是之前“没有料到的”。

科学家们现在表示，他们计划将这种方法推向下一个阶段：测试潜在的治疗方法和疫苗。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挑战试验项目的首席研究员Chris Chiu表示，挑战试验有“真正的潜力”，可以为重要的COVID-19疗法做出贡献。他补充说，“最直接的好处”可能是开发出可以在家服用的有效的抗病毒药物。

掷骰子

人类挑战试验与疫苗的开发和研究本身一样古老。在18世纪，内科医生Edward Jenner曾将牛痘脓液注入其园艺工八岁儿子手臂上的伤口，以观察六周后是否能保护他免受天花的侵害。这种方法凑效了。

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全球开展了各种各样不道德的人类挑战试验，从用蚊子让人感染黄热病（以确定它们是否是传染源），到让智障儿童感染肝炎（以了解病毒性肝炎的类型）。许多人以科学的名义死去——一些人是因为获得经济利益，也有一些人是弱势或无知群体。

帝国理工学院的Chiu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人员经常使用这些试验来测试普通感冒和流感的疫苗和治疗方法。那时，监管要求不那么严格，实验室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合成病毒的技术。所以，志愿者们不得不使用来自受感染者的样本来主动感染。

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道德和临床标准的门槛提高，相关规定变得更加严格。Chiu解释说，与此同时，科学也在进步，现在可以制造出高质量的病毒，从而可以使挑战性的试验得以继续。

今天的新冠状病毒挑战研究将这类研究带到一个新的水平。他说，这种新型病毒“比以前在挑战试验中使用的任何其他传染因子都更有可能引发严重疾病”。

一个道德困境

英国批准这两项试验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在大流行早期，世界卫生组织召集专家对挑战试验的伦理、实用性、可行性和安全性进行了评估。但只有英国承担了这项任务，并得到了政府资金的支持——即便如此，项目一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是在原地踏步。

起先是，由专家和非专业人士代表组成的18人政府伦理委员会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了数百页研究人员的文件，接着进行了一天的辩论。该委员会主席、非专业人士代表之一Stephanie Ellis 回忆说，当时的尖锐分歧几乎导致这个项目被撤销。

退休儿科医生顾问、委员会专家Hugh Davies 解释说，在潜在的科学收益和危害之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平衡”。他们对这一挑战项目伦理评估的关键点是：利果真大于弊吗?

伦理委员会特别关注的两个关键问题是：研究人员需要向参与者提供哪些信息，以及在志愿者生病时，他们应该提供哪些补救措施。

Stephanie Ellis说，出于对补救措施可能被“过度兜售”的担心，专家组提出，对生病的志愿者实施治疗的方法必须使用更明确的措辞。此外，专家组还仔细审查了志愿者的信息，以确保他们不会对自己进入的领域产生任何疑虑。

Hugh Davies 说，疫情的紧迫性，是决定批准这个试验的一个“关键”因素。他说，大流行这一背景定义了收益与风险的核心计算。

荷兰也对新冠状病毒挑战试验表现出了兴趣，但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2020年12月，荷兰卫生部曾就实践和道德问题向一个专家咨询小组征求意见。“他们仍在研究这一想法。”一位卫生部发言人说，“收到建议后，我们将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非常谨慎”

英国的新冠状病毒挑战试验有别于其他类似试验的另一个因素是时机。hVIVO的首席科学官Catchpole说：“大流行仍在持续的情况下，用大流行的病毒建立一个挑战模型是第一次。”这意味着科学家对新冠病毒的研究是在没有任何有针对性的知识之基础的情况下进行的。

由于存在诸多的未知因素，所以必须显著地加强安全防范措施。Catchpole解释说，参加这项研究的志愿者都进行了彻底的筛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患有潜在的疾病，包括CT扫描和X光片——这些措施“非常罕见”，也表明态度“非常谨慎”。

这个试验需要让参与者完全明白他们将要进入的试验环境是什么。他们必须接受多项选择题测试，以表明他们知道自己会感染COVID-19。Hugh Davies 指出，志愿者同意的过程必须被记录下来。

牛津大学第二次挑战试验的首席研究员Helen McShane说，考虑到所涉及的风险，两项研究的参与者均为18岁至30岁的成年人，因为感染后这一群体的症状往往较轻。试验前的筛查还包括对心脏和肺部进行更详细的医学评估，以确定呼吸道感染是否会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

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隔离后，研究人员对志愿者们再次进行了筛查，以确保他们仍然健康。之后，暴露给他们以微量的新冠状病毒，并开始收集数据。

每天取两次PCR拭子和血液样本。此外，志愿者需要戴着可以检测呼吸中病毒的特殊口罩，而临床医生会从他们的房间中取样，以测试病毒是否存在于任何表面。

志愿者们需要在密切监查室待两到三周，以观察他们是否被感染，并对任何后续的疾病进行治疗。参与试验的志愿者没有因感染而患严重的疾病。

最后，每个参与者会给予大约4500英镑的补偿。但Catchpole说，钱并不是重点，“我们看到的是，参与动机背后的利他主义”。

这两项英国研究使用的是hVIVO合成的武汉原始毒株。帝国理工学院和hVIVIO研究的对象是从未被感染过的志愿者，而牛津大学的项目志愿者有新冠感染史。

下一步的愿景是什么?

英国的挑战试验显示了在大流行期间的可能性，并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Matt Westmore是健康研究管理机构（HRA）的第一负责人，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确保所有的相关研究都符合法律、合乎道德和公平的要求，并协调伦理委员会的工作。他说，英国药品和保健产品监管机构（MHRA）与HRA之间在疫情期间的合作“又提升了一个级别”。有关项目的研究决定通常会在24小时内做出，而以前则需要长达90天。

然而，仍然存在一些障碍。来自牛津大学的McShane说，虽然人类挑战试验可以用来选择最有希望的疫苗，但在疫苗接种获得批准之前，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三期试验。

一些研究人员希望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做出改变——至少在大流行期间。COVID-19疫苗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自然感染的可预测性较差，然而，在疫苗问世的情况下，为了控制试验而不给人使用疫苗又是不道德的。

帝国理工学院挑战试验项目的首席研究员Chris Chiu说，面对疫苗开发中的这些限制，“监管机构正在讨论挑战性研究数据是否能够为紧急批准提供足够的有效性数据的问题。”

英国药品监管机构没有就这些问题回复POLITICO置评请求。但是，如果这种开发方式得到美国和欧盟同行的支持，这可能意味着目前正在开发的下一代疫苗将不再需要耗时费力的大规模研究了。

所需要的只是，一些愿意主动感染新冠状病毒的志愿者。

来源:POLITICO；编译：POLARZONE